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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虽然感到她的病情十分严重，但始终充满着乐观的情绪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对她这样解释：说她的病拖得太久了，治愈得有个过程。

这种说法也印证了她自己对病的“理解”

，但她怎么不想想，同病房的都是肿瘤病人，她能例外吗？有一次，她悄悄对我说，邻床的李大姐是个癌症病人，别告诉她，要保密哦。

每当病痛折磨着她时，她就叫我轻声朗读普希金的长诗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，似乎这样能减轻她的疼痛。

这就是我的姐姐，永远对事物抱着美好的理解和幻想，一个充满童真般单纯不谙世故的人。

她酷爱音乐，识谱能力极强，看歌谱即可以哼唱出歌词。

她喜欢唱外国民歌，《外国民歌200首》中的歌曲，她几乎都能唱。

忧愁的时候，她唱；高兴的时候，她也唱；她唱给自己听，也唱给知青朋友听。

我也喜欢唱外国民歌，无一首不是跟她学的。

在重医附二院的病房里，她常给病友们唱歌，唱她喜爱的前苏联民歌，唱经典的中国民歌，直至完全倒下。

一九七三年四月，一个安静的下午，没有阳光。

守护在旁边的弟弟突然发现她脸色骤变，由黄转白，呼吸急促，并大喊一声：“医生，救救我！”

这是她临终前最后的一句话。

很多年来，我有时还这样想：她已经处在深昏迷中，哪来的这股力量，能从那极度衰竭的胸腔里，迸出这一声求救的呼喊？那时，她可能已感到生命的火花在渐渐熄灭，灵魂正在飘离她的躯体，虽然人间苦难重重，但她仍舍不得只生活了二十七个春秋、充满亲人关爱的世界和她构筑的美好的愿景。

医生赶来抢救时，已无力回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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